奕柱堂

  复旦大学校史馆，俗称“700号楼”，早年又名奕柱堂、仙舟馆，是复旦大学1922年搬至江湾校区时，最早建成的三幢建筑之一，也是现今复旦校园内保存原貌的最早的建筑。

  1905年，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，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。当时复旦大学假徐家汇李公祠办学。李公祠系旧式祠宇，地方狭小，而且位于公共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地带，出门便是租界繁华地带，学生容易被不良习气浸染，不利成才。为了寻找一片宁静的校园，奠定百年基业，时任校长李登辉把目光投向了他的出生地——南洋。

  为筹建新校园，1918年1月23日，李登辉乘“三岛丸”号船赴印尼、新加坡等地，向华侨募捐，校长一职暂由校董——唐露园代理。李登辉在南洋反复向华侨宣传教育救国的理念，并以美国有产者热心资助教育，使耶鲁、哈佛、哥伦比亚、芝加哥等校发展成世界著名大学的例子，劝说“苟能以美国煤油大王洛克君为法，捐资兴学，创设如上所述之大学，则莘莘学子获益固匪浅鲜，而国民程度增高，国际地位亦随之而高，行见国权奋张，莫予敢侮矣。”李登辉创办教育事业的热忱，使华侨深为感动，大家纷纷解囊相助。半年间，李登辉从南洋共募得15万元，前后在江湾购地70余亩，然而除了购地之外，还需建筑费用高30万元，不足部分仍然要靠募捐来解决。此时，在国内开展募捐十分困难，李登辉起初备遭冷遇。后经董事长唐绍仪协助，李登辉聘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、简玉阶兄弟和中南银行总经理、华侨银行家黄奕柱为董事，获得捐款6万元。

  90多年前的江湾校址，还是一片荒野平畴，荒冢累累，备极荒凉，1920年12月18日，复旦就在这片新购土地上举行了新校园奠基典礼。

  奕柱堂以华侨银行家黄奕柱先生命名，1921年落成。资料显示，奕柱堂由教会大学建筑“宫廷化”倾向的代表人物，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系的美国建筑师亨利·墨菲设计。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是1914年的清华大学扩建工程，他还做过燕京大学、湖南雅礼大学、沪江大学等校园规划设计。在奕柱堂的设计方案中，墨菲采用的设计手法是用混凝土来模仿中国古典建筑的木结构柱子，用铁件制造中国式的花格窗，这种将中国古典建筑符号运用从屋顶延伸到墙体的尝试，使得中西合璧式建筑的外部造型特征更加中国化。

  建成后的奕柱堂，是学校办公楼兼图书室，图书室在一楼。奕柱堂和同年建成的教学楼简公堂（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氏兄弟命名）、第一学生宿舍，这三幢大楼，在一个长方形空地（以后发展为操场，今相辉堂前大草坪）的南、西、北三处周围，是江湾校址矗立起的最初三幢校舍，互成品字形，类似欧美大学的校园格局。这一四方形的建筑格局一直保留下来，至今仍为整个复旦校园最有人文气息的所在。

  1922年春，复旦大学部从徐家汇李公祠迁入江湾新址，终于结束了17年漂泊无定借地办学的历史，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校园，学校步入快速发展期。

  1923年《复旦纪念刊》上曾有张耀彦以《复旦八景》为题，歌咏此时的校园风光，其中第八景《梅林皑雪》，“老梅数十本……南枝初绽，瑞雪纷飘，开窗遥望，几疑玉宇琼楼前遍植玉树”，描写了奕柱堂前梅花满枝头，雪花纷飞的美景。

 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，师生员工的增加，学校准备单独建一座图书馆。1924年1月22日，复旦行政院第一次会议决定：全体教职员将本年薪金的十二分之一，即二月和八月各半个月的薪金，捐给学校，充作图书馆的建筑经费。就算这样，经费也远远不够，于是校方决定到社会上筹集，计划共募5万元修建一座五千平方米大型图书馆。1925年3月27日，复旦大学在各报刊刊登“鸣谢启事”，感谢各界人士捐款兴建复旦图书馆，先后共收到捐款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六元八角四分（14456.84），其中捐款最多的一个为三千元。但捐款数仅及计划数的三分之一，不得已只好将奕柱堂扩建后作图书馆用。同时，学校办公处迁出，所遗房屋8间统归图书馆使用。

  1929年7月，奕柱堂扩建两翼，由原来的正方形扩建为“H”形，工程由陆隆盛营造厂承包，计划年底竣工。11月1日，沈学植辞去学校图书馆主任职务，由孙心磐接任。1930 年1月15日，图书馆扩建工程完成，落成典礼与第20次毕业生典礼同日举行。建成后的图书馆共有房间15间，面积485平方公尺，可容人数200人。

  1930年6月30日，在校务会议上，由章益教授提议、孙寒冰教授附议：合作事业导师薛仙舟，在校讲授合作经济多年，使本校成为合作运动的发源地，建议将新近增添两翼的图书馆，命名为“仙舟图书馆”，此项提议作为庆祝校庆25周年的一项内容，获校务会议一致通过。当时的复旦大学在学术界被誉为我国合作运动的摇篮，这是因为有薛仙舟（1877—1927）长期执教于复旦的缘故。薛仙舟从德国留学归来后，于1913年受聘来复旦执教。他鉴于贫穷积弱的中国特别需要人与人之问的合作互助，倡议开展“合作运动”，于1914年开设“合作主义”课程。为实践合作运动的理想，1918年在校内筹设合作商店（这是我国最早自负盈亏、互助互济的合作社）；1919年在复旦创设国民互助银行（它是我国最早开展存贷业务、互惠互利的信用社）；1920年“五一”劳动节创办《平民周刊》，成为五四时期有影响的刊物之一。薛仙舟在复旦执教时，李登辉校长非常器重，遇有重要决定，首先与薛商量，还畀以教务长之职。薛平时生活自奉甚俭，而贫困学生有困难，必鼎力相助，赠膳食费、赠学习用品及衣服、赠医药费……不胜枚举。由于辛劳过度，遂英年早逝。

  “仙舟图书馆”建成后，校方还请复旦校友，当代“草圣”于右任先生题写馆额，由于于老写的草书龙飞凤舞，不易辨认，加上新同学许多人不知“仙舟”其人，误认为是“傻瓜”二字，致以讹传讹，流传甚广。于是“仙舟合作图书馆”便有了“傻瓜馆”这样一个有趣的“外号”。加上复旦同学乐意到图书馆去当傻瓜（埋头读书），不以为讥，反以为荣。有位同学甚至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床头：“宁去傻瓜馆，不入百乐门”（百乐门在静安寺，是远东最著名的舞厅），这也是复旦学生发奋读书，严于律己的生动写照。

  抗日战争期间，复旦迁至徐家汇附中（今复旦中学）继续上课。江湾校舍先后3次被日军占领，仅房屋破坏、校具损失即达6万元之巨。此时，“仙舟馆”东侧屋顶被日军炮弹掀去一角，而与仙舟馆同年落成的学生第一宿舍也不幸被日军炮火击毁。抗战胜利后，迁校重庆的复旦师生回沪，仙舟馆得以修复并恢复原貌。

 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，复旦各个院系学科重组，校内的建筑也重新编号分配，仙舟馆改称“700号”。1958年，新的图书馆（今理科图书馆）建成后，“700号”先后成为中文系、经济系的办公所在地。吴中杰教授在《复旦往事》中回忆：“仙舟馆抗战前的旧建筑，我们上学时，它是校图书馆，每天晚饭后，许多学生都到这里抢位置，管理员是一个小老头，他晚上上班时总要竖起右手，分开拥挤的人群，才能把大门打开。1958年，新图书馆落成，仙舟馆成了中文系办公楼，不久又将楼下划归经济系，直到1987年文科大楼建成，中文系才完全迁出。仙舟馆见证了中文系的沧桑。”

  20世纪末，“700号”因电线老化引起火灾，屋顶受损，修复后一度作为校档案馆，2005年百年校庆之时，改作校史陈列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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