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做了她二十三年的丈夫，很亲切的了解她的为人，所以我终究能说：‘夫人是一个可爱的妻子，忠信的伴侣，模范的母亲，更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。’”
——李登辉
李登辉固然以教育家名世，然亦是一位懂得爱情的性情中人。当年的学生曾在回忆中写道：“图书馆（今天的校史馆）未扩大修建时，李老校长即寓居该屋楼上。时李校长新婚未久，伉俪情笃，每晚偕夫人自沪乘小汽车返校，行经草坪时，但闻My Dear之声不绝。”
在校史馆的西侧，原来有一栋三层楼大屋顶建筑——佩琳院，与仙舟馆、简公堂等老建筑构一起，构成一道“民国风景线”。每一栋老建筑，都曾经发生过数不清的老复旦的故事。
佩琳院因何而得名？
一看便知，这是为了纪念一位女性而命名。“佩琳院”是为纪念李登辉校长的夫人汤佩琳女士（1887—1931）。佩琳院见证了李登辉的爱情故事。重拾这段几乎湮没的往事，让我们看到这位教育家筚路蓝缕建设复旦的背后，一直有位贤内助在支撑着他。当妻子身患不治之症的时候，李登辉是如此伤心和无助，甚至在他人怂恿下去相信现代迷信——沙盘扶乩术，希望通过神秘经验得到神灵的庇护，治愈妻子的顽疾。现代迷信当然救不了妻子，疾病最终夺走了妻子的生命，他的精神近乎崩溃。看完这个故事，将会对李登辉校长的爱情观、家庭观有进一步的认识。
李登辉认为，人生取决于两种重要的元素，一是遗传，这是从我们父母的身体上、知识上、以及心灵上留传给我们的；二是环境，这是从我们的家庭、学校、伴侣、教育等等施加给我们的。换句话说，包括我们的时间与空间，都直接间接地影响我们！从这两种影响，再加上我们的个性，于是就形成我们自己的品德与人格。李登辉回国后在上海生活了42年，与汤佩琳共同度过了23年。伴侣对李登辉的影响至深且巨。从李登辉与汤佩琳的爱情故事，我们看到了伉俪深情、教育兴国与皈依宗教三者是如何融合为一体，凝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原动力，帮助李登辉实现了他的教育救国梦。李登辉毕生精力尽瘁复旦，他的教育救国梦就是建设复旦的代名词。
汤佩琳的父亲汤锡昌是上海南门长老会的牧师，母亲也是虔诚的基督徒，生有四女二子，佩琳是家中的老四。佩琳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海伦（Helen C.L.Thaung），这是她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后的教名。
佩琳六岁进入南门清心女学读书。清心女学当时的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，佩琳在那里也学过英文，但日后她回忆说，“那不过是毫无系统的学习。”读书之余，她又学会了弹钢琴，在朋辈中琴艺首屈一指。佩琳又富有办事才能，深受清心女学校长器重，毕业后被聘为本校教员。这时佩琳18岁。直至22岁与李登辉结婚，佩琳在清心女学任职四年。
1905年5月，李登辉只身从南洋回到祖国，在上海青年会立足。一到上海，他就与宋耀如、颜惠庆、王正廷、曹雪赓等人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并任会长。与此同时，他又担任了刚创办的复旦公学英文部主任。这一年，李登辉34岁，是不折不扣的大龄青年了。李登辉七世居南洋，九载留学美国，除了一颗报效故国的爱国心外，对祖国多半是飘忽模糊的意念，而非血肉相连的热土深情。都说万事开头难，可是李登辉在生活还有比常人更难的地方，他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，筷子也不会用，上海的气候、饮食和生活起居都十分不适应。事业起步阶段的李登辉，处境的艰难，可想而知。他多么希望有一位贤内助，来帮助他适应上海的生活和环境。
回国第二年，李登辉在圣约翰大学的一次音乐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汤佩琳，被她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打动。李登辉曾深情回忆说：“她第一次给我的印象，使我去追求的，就是她那对有智慧的眼睛，闪闪的四面照着我，我就似领受了人间所有的青睐。”经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曹雪赓的帮助，李登辉如愿以偿，与佩琳订婚。据李登辉好友、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周贻春说：“余（周贻春）与李校长相识，即在该会（寰球中国学生会）。是时李校长意欲妻一中国女子，但乏人作介。一日，在会中见某小姐，李校长颇有意，惟苦不知姓名与住处，偶与会中干事曹雪赓君谈及，则曹君固知某小姐之姓名与居处，为素相识者。李校长乃于某日派人雇一高大马车，衣大礼服，偕同曹君夫人往访……”
两人交往六个月后结婚，组建了快乐的家庭。李登辉请了自己最崇敬的人——他在美国俄亥俄州韦斯利阳大学读书时的校长——做证婚人。李登辉以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著称，而这位校长正是为李登辉施洗的牧师。
婚后，佩琳自许“将尽量使李登辉得长久的享受家庭快乐”。佩琳是个注重实际的家庭主妇，给李登辉带来了美满的生活。李登辉曾这样赞美妻子：
“我们的家务，没有一样不是经过她所劳苦努力的，她亲自主中馈，以增进烹饪的佳美，指导仆役整净房舍，为小孩缝纫，经理购置家中日常需用，有条有理，煞费经营，待客殷勤，符合经训，有暇则从事音乐，不自宽假，我可以说，因她可爱的人格，可敬的行止，可钦佩的德容，使我得了许多中外的真实朋友！”
“夫人活泼无懈的天性，终日勤劳，不教有片刻时间耗费过去，有时对于新法制造食品，或刺绣手工和缝纫，以及弹奏钢琴，整理家具，既有充分经验，且要去一一的实行出来。”
“她是我所不能离开的，她使我领受了人间的慰藉和快乐，她使我更会享受这短促的人生。”
“结婚后这二十三年中，大半都是一处共同生活，因性格和趣味的契合，我们伴侣生活从不感觉丝毫怠倦。夫人用她种种方法来使我快愉，一切贤淑的德言容工，她所有的过于她所学得。总之，她是一个能为人模范的家主妇。”
据跟了李登辉一辈子的中文秘书季英伯说，李校长初回国的时候，对祖国的风俗、习惯、人情……可说是完全陌生，要不是和李师母结婚，天天受其爱妻的熏陶，他不可能长久定居中国。
李登辉也曾经是个“富二代”。他出生在印尼雅加达一个富商家庭，父亲对他花钱从不加限制。到美国留学，李登辉也曾系统地学习经济学，对经济学理论谙熟于心，但他在实际生活中花钱却毫无节制，“耗费的习惯常常强烈的引诱着我，所以我虽已有一个大学教授或主任的月薪，从没有积聚存留。”但结婚以后，这一坏习惯彻底改了。在佩琳帮助下，李登辉学会了储蓄，学会了理财，变成一个“有预算的人”。李登辉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我可以说，一个成年人生活贫富的命运，完全赖家中妻子处理经济方法如何而定。”他还敬告世人：“不要在跳舞场或赌博场去选择妻子，当在和平而且有秩序的家庭中去寻求。”
佩琳体质很弱。结婚数月后患了阑尾炎。当时人们还不相信开刀能治疗阑尾炎，所以佩琳的师友和亲戚都反对开刀。结婚后第一年他们有了一个孩子。李登辉十分推崇孔子，服膺孔子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五德。多子多福，李登辉希望能有五个孩子，照孔子的五德顺序取名。因此第一个孩子取名“友仁”。
生下友仁后，佩琳健康更不如前。此后佩琳还生了三胎。第二次怀孕生下一女孩，不久夭折。第三次怀孕产下一对男双胞胎，由于未曾足月就生产了，所以只活下一个，也仅哺乳了几个月就死了。1917年春天，友仁不幸被猩红热夺去生命，年仅九岁。这对于佩琳是一个重大的打击，她在书籍中寻求精神安慰，好几年后才渐渐恢复常态。四个孩子全部夭折后，李登辉从南洋带回两个侄儿李贤政、李贤治。李贤政清晰地记得，伯母（佩琳）从小培养他们的卫生习惯，凡是带回家的硬币，总是要他们先洗得干干净净，再装入口袋里。知情的校友分析说，李校长夫人有洁癖，太爱干净，反而导致免疫力差，疾病缠身，英年早逝。
为了改变环境，恢复佩琳的健康，李登辉带妻子到南洋一带旅行了半年。李登辉也藉着这个时会，为复旦向南洋的亲友募得巨款。从南洋回来后，在江湾陆续购地60余亩土地，为复旦大学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佩琳协助李登辉共同为新校舍努力筹画。在建设江湾永久校址的四年中，“有三年她相助管理杂务，并查考一切账目，她很勤劳的供职，真值得人们纪念的。”
复旦是私立大学，经费紧张，入不敷出。佩琳建议李登辉著书来缓解学校的经济困境。李登辉久无心于著述，但她勤恳地劝说：“我们当未雨绸缪。”最后李登辉被她鼓动了，替几个学校编著了几本教科书。在编著工作中，佩琳是出力最多的助手，负责抄录稿件和打字校对。
除了是一位贤内助，佩琳也热心服务公共事业，曾为上海清心女校董事，同时又在全国女青年协会等好几个机关服务，直到她生最后一次病时为止。
1929年佩琳的病情加重。这年夏天，李登辉带佩琳去莫干山度假。过了暑假回来，佩琳预感自己将有不测。她对李登辉说：“今年我四十五岁，这是我们女人一个极危险的时期，常时有女子在这个时期去世。”谁知一语成谶，她的话竟成了预言。
佩琳住进了上海疗养院，医生检查发现佩琳长了大小两个毒瘤。接下来的三个月观察期中，每月去医院检查一次。佩琳总觉得胃中有气，任何医药都无功效。1930年6月下旬，佩琳忽然胃痛，再次住院，查出是很厉害的肠痈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刀。手术虽然顺利，可是医生却告诉李登辉，佩琳“有一已长至最末期的痈，她的死期即在数日或数周之内。”听了这不幸的预后诊断，李登辉不能用笔墨言语来形容当时精神上的惨痛，“我的勇气，我的希望，我的判断，我的信仰，在当时离开了我，我失去了祈祷的能力，我不能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她。”
这时李登辉的内弟汤仁熙（曾任上海青年会总干事）建议用沙盘扶乩术，用信靠神和祈祷来治病。这是汤仁熙熙刚从美国学到的特殊奇妙灵性的经验。于是李登辉和汤仁熙开始虔诚地祈祷。佩琳在病患中也倚赖这种灵性的信仰来忍受她的苦痛。她已变得很有耐性，可是痛苦还在继续增加。为着急救，暂时给她打了几针吗啡。
最后，佩琳决定不再用药石医治，而全靠信心。李登辉把佩琳接回家，因家里可以自由聚集为她祈祷。从此她的痛苦渐渐消失，有振作的气象。在第五个礼拜后，她已能小坐，还到礼拜堂作过一次见证。只是背痛时时需人按摩，而且脚也渐渐肿起来，不久浮肿了半身，这又使她卧床不起，直至她离开世界。
在生命最后的六个月，佩琳显示出一种非常人所能忍受的忍耐和信仰。半身浮肿，给她多么不舒适，有时只能靠着半边；如果右边困乏，又才换到左边，使右体稍微舒适一刻。
1931年的正月四日早晨两点钟，汤佩琳辞世！这一年，她刚好45岁。
四个月后，复旦的校医院落成。该楼为三层楼房，底层为各科诊室，二层为病房，三层为医护人员宿舍，有冷热水管及卫生电化设备，“住院病人概不收费”。设施这样先进的校医院，当时在国内大学还不多见。该院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专员的赞誉。校务会议决定，为了纪念汤佩琳女士，该院命名为“佩琳院”。佩琳院正中悬挂汤佩琳的大幅照片。
校医干缝时回忆说：“老校长（李登辉）自是院落成后，几乎每日必至，流连一时：或指导种植花草，或出席院务会议增添医疗设备。遇有达官洋人来校，必首先领至佩琳院参观，遇有同学患病住院较久者，常亲至床前祷告。”
佩琳院的故事讲完了。很伤感，也略显冗长。故事也很平常，同样的遭遇，平凡的人生中常常会遇到。但故事体现了李登辉校长的家庭伦理观和女子教育观，所以笔者不惜费笔墨来叙述。
李登辉的女子教育观信奉贤妻良母主义。他服膺一句英国谚语——“摇动摇篮之手可以摇动天下。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，男女各有分工，女子成为贤妻良母，比成为各科专家更重要。他批评现代女子教育与家庭幸福背道而驰。
他素来认为男女同校无此必要，中国不必事事模仿西方。他也主张男女平等，主张女子有受教育的权利，但是“男女分校更能各自发挥其所长”，因此不必男女同校。
这些观点略显保守。
李登辉接受的是19世纪末期美国耶鲁大学正统的西方古典训练，耶鲁的教育给予他深刻的影响，他的一生围绕传播耶鲁的理念而展开。把复旦建设成中国的耶鲁，是他毕生的理想。把一个国家的富强，奠基在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基础之上。这一点极其重要。道理很简单，但实行起来却不简单。在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上的保守，与自由的科学探索并不矛盾。复旦校歌中就有“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”。从李登辉的身上，我们也能隐约看到耶鲁大学保守的家庭伦理观和女子教育观。这些问题，今天仍值得讨论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佩琳院被拆除，建成现在的复旦校医院。这是后话。
摘自《桃李灿灿 黉宫悠悠:复旦上医老校舍寻踪》
